五岁随养父到电影制片厂参观意外被选为儿童演员，五十五岁息影，日本著名女演员高峰秀子（1924.3.27 – 2010.12.28）在荧幕上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
1976年，高峰秀子在朝日周刊上连载了自传《我的渡世日记》。198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节选翻译了《我的渡世日记》，译者盛凡夫、杞元，出版时重新命名为《从影五十年》。
我把《从影五十年》中关于高峰秀子与丈夫松山善三的段落整理在一起，分享给大家，不熟悉高峰秀子和日本电影的朋友读来，也是可以的。
1954年的春季，我们又来到小豆岛拍摄镜头。就这样，《二十四只眼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全部摄制完毕。此时，我已经是二十九岁的人了。
当时，我对自己的婚事心里很焦急，总想着：“快点，快点吧，再不快点就来不及啦。”但是，结婚这件事非同一般，没有那么便当。我也不能在忙着拍电影时到处去找对象。很早以前，我就下决心三十岁时再结婚。可这样一来，恐怕三十岁结婚都办不到了。正当我快要灰心丧气的时候，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一个人，他就是木下惠介的助理导演松山善三。说得准确点，当时木下惠介还有一位助手，是川头义郎。
我参加演出木下惠介导演的几部影片后，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慢慢熟悉了。看男人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工作。男人在工作时的态度是最真实的，尤其是影片摄制现场那种繁忙的场合，他们的长处、短处都在其无意之中表现出来。川头义郎和松山善三都是很优秀的助理导演，在我看来很难说谁好一点、谁差一点；他们俩长得都很英俊，而且是至交好友。
“他们谁愿意娶我呢……”
我虽这样说，实际上有点胡思乱想。我为男人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娶个三十岁的妻子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老婆是位“演员”，这又是件麻烦事。如果女方家财万贯那也罢了，而我却是个穷演员，只有六万日元的存款。另外，我本人笨得加减法都不会算，我的养母比我还要笨。总之，无论怎么看，我的条件都是很差的。此外，还有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他们二人到底是不是个单身汉，我还没搞清楚。在这之中，我要感谢我的跟包登代，是她为我搜集了摄制组的传闻和消息。
登代告诉我：“川头君的家里很富，在银座和过堂拥有地产，兄弟六人。现在，他还没有合适的对象。松山君，父亲已经失业，母亲卧病在床，家境贫寒。兄弟人数不明，全家住在横滨。他好象也没有对象。”
可能由于自己很穷，所以我对有钱人天生有一种反感。钱这种东西，假如没有，可以靠劳动去获得。但自己已经有了的钱若没了，心里就会很不安。据我的所见所闻，越是有钱就越怕没钱。如此看来，还是一开始就没有钱的好。
我的心就这样简单地倾向了松山善三。
这个希德西餐馆是大约一年之前我和松山善三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当时，我是个未婚的有名演员，行动很不方便，如果跟一个男子随便到处蹓，确实有些危险。那样一来，我们的事马上就会成为人们的话题，祭了别人的嘴。对于我这个脸皮厚的人来说，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悉听尊便。但倘若给对方带来麻烦，那就不好办了。希德西餐馆是我常去的地方，因而不会带来这种麻烦。
松山善三心绪烦乱地坐在我的面前，那表情明显地说明他不知所措。我担心地问他：
“法国菜，你不喜欢吗？”
此时，除了工作情况外，我对他毫无了解。连他的岁数比我小一岁，还是我刚刚听说的。
餐桌台布上并排摆放着银光闪闪的刀叉。过了一会儿，菜送了上来。可是，当我说了一声“请”之后，他只答了一句“好”，却不见伸手取菜。于是，我又说了一声“请”。
“这菜，用什么刀子吃？”他问道。
“？！”
“请你先吃，我来学。”
“用哪个都成，只要你吃得香……你用这把餐刀和这种叉子试试吧。”
“啊，是吗？那我不客气啦。”
他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随后，我也拿起了刀叉。此刻，我感到似乎有一股清爽的风吹进了自己的心房。我暗暗自问：世上还有如此直爽、诚实的人吗？是的，现在就有一位，他叫松山善三，今年二十八岁。
当我产生与松山善三结婚的念头时，很想首先让川口松太郎与松山见见面，看看他的印象如何。我就是如此相信川口的“眼睛”。
《二十四只眼睛》拍摄工作结束之后，我给川口松太郎打去了电话：“我想请你看看我选的对象，怎么样？”
“好哇！他在吗？你把他领来吧！”
我立即跑到了一家常去的服装店，给松山善三订做了一套飞白花纹的衣服。当时，松山的月薪只有一万两千五百日元，所以连一套出门穿的西服都没有。
川口松太郎说：“咱们三人出去吃一顿吧。”于是，我们便来到了一家高级夜总会。夜总会的店门虽小，但店内陈设却十分豪华。大厅里回荡着单簧管乐曲，川口松太郎从角落里的一张餐桌旁向我们招手。松山善三并不打怵与川口松太郎见面，只是表情稍稍有点紧张。
我们刚刚吃完饭，川口松太郎便对我说：
“阿秀，跳个舞吧。”
他邀我跳舞，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川口松太郎还会跳舞。我们在舞池里跳着，实际上是在伴随音乐的节拍散步。川口松太郎凑近我的耳旁轻声轻气地说：
“我真吃惊啊！他简直象生下来就为了做你丈夫的。”
“那，我们就结婚啦？”
“啊，他那么白，真少见。我赞成。”
坐在餐桌旁的那位少见的男子，一直用眼睛追逐着我和川口松太郎。这时我才明白，川口松太郎是为了让我早一点放心，才邀我跳舞来的。我对他这种关怀非常感激，对松山善三很中他的意感到非常高兴。不知不觉，我的舞步突然变得轻快起来。这恐怕是我婚前最后一次的交际舞了。这次交际舞能和我最崇拜的精神导师川口松太郎一起跳，我感到很幸福。
后来，我和松山善三再次叩访了川口松太郎的家门，正式邀请他做我们的证婚人，同时我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借款。俗话说，钱多开销大。有人恐怕不会相信，但我确实没钱。我买房子、买汽车都花的是电影的演出费，到了要结婚的时候，我的全部存款只剩下了六万五千日元。倘若学别人的样子，结婚时举行个仪式和喜宴，这六万五千日元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所以，我向川口松太郎借了二十万日元，松山善三从松竹电影公司借了二十万日元，总共四十六万日元。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结婚费。
《浮云》一片拍摄结束后，我们的证婚人木下惠介和川口松太郎联名向新闻界公布了“松山善三与高峰秀子订婚”的消息。
天下不幸的人很多很多，象我这样一个女演员订婚时还特意登报，这使我很不好意思，甚至感到没有必要。订婚的消息发表后，我把松山善三领到家里，见了我的养母。养母并没有表示非常高兴，只说了声：“我祝福你们。”后来，养母打电话给我，说她在我们结婚仪式上一定要穿一件日本礼服。可是，松山和我都很穷，借了钱才勉强够结婚时的花销，根本没钱给养母添置一件新的礼服。于是，我跑到伊志井宽夫人那里，说明了自己的窘境，并请她匀给我一件礼服。她非常痛快，把一件只试穿过一次的礼服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衣服既然试穿过，当然会留下一条两条皱褶。养母看到衣服后，立即打电话对我大发脾气：
“难道你让母亲穿人家的旧衣服？你这样做，也不怕丢人？你还是那样对我一点也不孝顺。真没办法，到那天我只好穿它了。可是，完了我会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
松山善三也把我领到他家，见了他的双亲。松山的母亲由于十七年来一直患风湿症已不能下地行走。她对我说：
“听善三说，你从小就干活挣钱了。如果我们家再富裕些，本应该今后不让你再去工作……但实在对不起你。这都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用，请你多包涵。”
松山的父亲则对我说：
“你是个忙人。你们结婚后，松山弟兄、亲戚家的红白喜事，还有其他所有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你都不用去操心。有了事，我来对付。你明白吗？”
我没有说任何话，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松山的父母也是我的老人，但为什么他们态度跟我养母竟如此不同呢？……我的眼睛里充满了哀痛和喜悦的泪花。
我心里想：“这两位老人今后也是我的父母了。我一定尽到我的孝心，让他们幸福。”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怎么孝敬，松山的母亲便于1956年去世了。我跟松山家的人都处得很好，关系极为和睦。
我从少女时代就打定了主意：到三十岁就结婚，然后，立即辞掉自己的职业。至于结婚的配偶，当然要选一个有钱人。每天在家做好吃的，足吃足喝，纵然是吃成一个三百公斤的大胖子，我也甘心情愿。
说来令人失望，我找到的那个女婿，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一万两千五百日元；除了交房租和买月票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吸烟的。每天早饭时，他吃块西洋糕点就算美味佳肴了。等到发工资那天，才敢豁出去吃一顿什锦面条。
订婚之后，我虽然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看起来象个颇有名望的女演员。但实际上，那时我只有五万日元的存款。这使我的丈夫感到非常吃惊。但我对他也感到很奇怪。他口头上说得好：“什锦面就挺好吃的啦！”可实际上，他比我更嘴馋，吃起高级食品来就没个够。可是表面上看，好象这个家只被我一个人吃穷了。
直到现在，我也最发怵参加宴会，常常很不礼貌地拒绝参加。
有生以来，我只有一次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举办聚会，邀请客人前来参加，那便是1955年3月26日我的结婚喜宴。当时，我只邀请了三十人。
现在，我打开二十年前自己结婚典礼时的影集，看到有很多人应该邀请而没有邀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个在电影界里长大的人。曾经多方照顾过我的人岂止三十人，三百人还要多，其至可能超过三千人。当时，我心里只想着，不要为个人的事太惊动他人，根本没有体验过礼仪不周的苦恼。
另外，由于我没钱去外地旅行，结婚时只在帝国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对于我的结婚，养母并没有表示格外高兴，当然也没有给我烧顿红小豆米饭来表示祝贺。对于我邀请亲生父亲锦司参加结婚喜宴，她更是极力反对。
26日那天早晨，锦司身穿象是借来的和服，在我家门口默默地送我前往举行结婚典礼的会场……锦司当时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结婚的当天，我既是新娘，又是帐房先生，既负责招待客人，又要当司仪。我一边拖着长长的纱裙，一边拎着装有现金和喜包儿的手提包转来转去。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新娘啊！
结婚喜宴总算顺利地结束了。等在会场外面的影迷们有点儿不耐烦了，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我如同死里逃生一般，跳上了证婚人川口松太郎的汽车，请他把我送到帝国旅馆。我进到饭店的房间里，随手关上门，顾不得脱掉身上的结婚礼服，一头倒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
这是极度紧张、疲劳和安心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眼泪。我的丈夫松山善三同样被搞得疲惫不堪，脸色苍白。他一直在一旁目不转睛地守着我。当我看到松山善三的时候，才开始感到自己已经“结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出了甜蜜的泪水。我感到非常幸福。
1955年3月，我和松山善三结婚时，我买了两只非常讲究的描金菜肉汤碗和明治时期制的针线匣。对此，我自己也感到很滑稽。但是，那只描金碗是有用的。那年元旦，我一大早就从床上爬起来，非常郑重地取出那两只描金碗，在女佣人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做了“自己的菜肉汤”。然后，我生平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和爱人一起吃菜肉汤，互相祝贺新年愉快。我做的菜肉汤也许根本不对他的口味，但他还是忍着吃了下去。我心中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幸福，甚至不由得抽泣起来。不知他是否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反正他一连吃了两碗，我真高兴极了。
我三十岁那年与松山善三结了婚。他见我计算两位数以上的乘法也要认真琢磨琢磨，开始还以为我是在装糊涂，后来他才渐渐地明白我连“小九九”也背不流利，于是着手教我乘法和除法。有时，我碰到不认得的字就哗啦哗啦地翻报纸和杂志，寻找与这个字相似的字。他见此情景，不禁惊呆了。过后，他便带我去神田区的书店买了一本国语辞典，并教我查字典的方法。直到三十岁，我还从来没有查过字典，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象《汉和大辞典》那样的巨著。我结婚了，同时也请来了一位免费的家庭教师。
1955年，我结婚不久，我的丈夫松山善三甚至一面凝视着我的脸，一面对我说道：
“真可怜啊！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一个畸形人。”
这句话，使我终生难忘。他这样说我，我毫无怨恨之意，而是觉得他正确地理解了我。
我非常喜欢整理家里的东西，甚至被我丈夫松山善三称作“扔东西大王”。有时，我夜里睡着睡着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拉出抽屉，叮呤咣啷地收拾起东西来。随后，我便着了魔似地把家里的犄角旮旯进行一次大扫除，直到自己满意时才停止折腾。那些没用的东西、我看不上的东西，哪怕是把刷子，我都不想留着它，统统地扔掉。而且，我要干，就一定干到底，谁劝也不听。那种固执劲儿，连我自己都觉得象是一种病态心理。我真不知道这个毛病是怎么来的。抚育我的养母确实是个喜欢干净的人，但也没有这种令人讨厌的固执。
我的这个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越来越厉害。1955 年我结婚的时候，松山善三从横滨搬到了我们家。他带来的东西只有一辆三轮摩托的古书。这些书很快就搬到了二楼的书房里，所以其他房间的布置，结婚以后也没有变样。
当时，我丈夫的月薪为一万二千五百日元。结婚时，他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了枚很小的钻石戒指送给我。新婚之后，他每个月还要支付这笔债。尽管如此，他常常索尽衣囊，买些礼品拿来送给我。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细心劲儿很值得感激，至于这些小礼品我喜欢与否，则是另一码事。
后来，我把松山送给我、但我不中意的衣料和钱包等都换掉了。于是，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我们俩便发生了第一次夫妇吵嘴。
“你把这些我特意给你买来的东西都不用，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的想法。
“正因为是你特意给我买的，我才不用，把它存起来的！”这是我的想法。
然而，仔细想来，我的作法确实有点过分。于是，我坦率地向他认了错。但事到如今，为时已晚。从那以后，他什么东西也不给我买了。可能他真的恼火了。
“平山秀子，你愿意服从神的决定，与松山善三结成神圣的婚姻，并按照神的教诲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无论他病卧在床还是身体健康，你都爱他、体贴他、尊重他、照顾他，为他而保持贞洁吗？”
在管风琴奏出的庄重的赞美歌声中，滨崎牧师说的这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我心灵的深处。我穿着一身雪白的结婚礼服，胸前抱着一簇由卡特来兰和铃兰组成的花束，此情此景使我的双手不停地颤抖。
1955年3月26日下午三点，我和松山善三的结婚仪式开始了。虽然我们的仪式只用了十五分钟，但从此我便进入了新婚生活。
结婚对男人意昧着什么，我无从体会。可我深深地懂得，结婚对女人来说确实是件终身大事。为了使我们的新婚生活更加美满，我首先减少了一半的工作量，然后又换了女佣人，换了司机，最后改变了我自己。我是一个既无钱财，又不聪明的人，虽然我获得了我们证婚人川口松太郎称之为“少见的男子”松山善三的爱，却毫无信心做一个象方才誓词中所说的那种贤惠妻子。
人们常说，我们日本人最缺少幽默感和活泼劲。笑是生活的润滑油。我暗下决心，要做一名幽默的妻子。
到今年（1976年）3月，我这个幽默妻子和严肃丈夫一起生活了二十一个春秋。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确，岁月流逝不等人。我们十年前重新改修的家，如今已变得半旧不新，而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两个人更是变得苍老无用。
二十一年前松山善三身上的那种使我为之倾倒的青春朝气，如今早已无影无踪，变得满头白发、老态龙钟；过去明眸皓齿的高峰秀子，如今变得查字典都要借用放大镜，每个月要去医院看一次牙病，说起话来音颤力微。
我们夫妇开始谈论“死”的问题，是三四年前的事情……开始时，我们觉得“死”离自己还非常遥远。我们谈论时总带有一种开玩笑的意味，说到最后总是一笑了之。但到了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感到“死”已经具体地向我们逼近。如果我先升了天，真不知道我丈夫如何处理我的骨灰。但倘若我丈夫先我而死，我决不打算把他埋在四四方方、冷冰冰的墓碑下面。我想，还是让他睡在我家庭院里的白木莲树下为宜，因为这棵大树我丈夫非常喜欢，每年春天都要开满艳丽的花朵。我丈夫好象喜欢在他的棺木里放一些大波斯菊花，但他若是不在夏天死去，则很难弄到这种花。我一想到，自己身穿丧服走遍东京的花店，去寻找大波斯菊花时的情景，就急得要哭了出来。我这样讲我丈夫的后事，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纯粹是胡说八道。但是，在我们家里，夫妇二人的关系确实非常随便。有时，我在家等他回来，一不耐烦就自已先吃饭了，有时，我因工作回家迟了，他就给我做好晚饭，准备好洗澡水，饿着肚子等我。他是我的秘书，我是他的秘书。我们常常弄不清到底谁是丈夫，谁是妻子。我们说话也很随便。有时，互相称“你、我”，有时，互相叫“阿秀、善三”，生活得非常充实，根本没有体味无聊的时间。
有人会问，你不想把自己丈夫的骨灰埋在墓碑之下，到底如何敛葬呢？我想把他的骨灰装进他喜爱的一只李朝（注：朝鲜一个王朝的名称）时代的古瓷壶里，时刻放在自己身边。可转念一想，古瓷壶里肯定也很冷，我丈夫患有低血压病，他在里面会感到很凉。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决定去专门订做一个骨灰盒。我丈夫不辞辛苦体贴照顾我这个愚笨的妻子，真是几十年如一日。他死后，我若再不为葬好他的尸骨而奔波一番，那就太丢女人的面子了。
我去到京都，走访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木工艺术家黑田辰秋，请他制作一只骨灰盒。黑田辰秋听完我的话，丝毫没表示什么惊讶，仍然以平静的口吻对我说：
“那么，我给您做几个呢？”
“？！”
来时，我只想着给丈夫装骨灰，所以听了他这话感到很吃惊。我心想：“哎呀，我不是说了，要一个吗？”可又一想，确实需要认真考虑考虑。我们夫妇俩总是一起外出旅行。到外国，也大多是二人同伴。假如飞机出了事故，我们完全有可能同时死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两个骨灰盒啦。不过，那时谁来为我们收尸呢？考虑这些问题，无疑是自寻烦恼。于是，我回答他说：
“要一个就可以啦。”
黑田辰秋又开口问道：
“那么，您什么时候要呢？”
“？！”
我左思右想，无言以对。人的寿命长短是最难预测的。
“不用太着急。”
“啊，是那样。不过，我从现在起要找一找适当的木料，这很费时间。如果过早地出现万一……那就请您先装到个盆子里吧。”
我们这一问一答，确实少闻少见。黑田辰秋也好象觉得我们的谈话很滑稽，便哈哈笑了起来。
最后，我们商定骨灰盒做成柚子大小。黑田用手边的铅笔唰唰地勾画了三种图形。在这三幅草图中，我只看中了一种。这是个六角筒形器皿，六面是精美的贝雕，全部涂成朱红，非常精致。这种朱红色、暖和的木制器皿，肯定能很好地存放我丈夫的骨灰。
我既盼望着骨灰盒能早日做好，叉不希望它那么快制成。我的心情是那样地不可思议。
归根结底，人是由一张皮包着的骨头。头盖骨里的脑浆的不同，把人们分成了愚笨和聪明；一张皮又把人分成了美丽和丑陋。骨头就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琢磨。
在许多骨骸之中，松山善三的脑浆和外皮都属于比较高级的。我能与他相遇，并结为夫妇，我真是个幸运的女人。但是，他也在变老，并且越来越刚愎自用。现在，他已变成了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一天到晚的忙碌掩盖了他身心的老化。
“你已经工作了近五十年，现在还不舒舒服服地偷偷闲，玩一玩！”
他听了这话，怒目盯视着我这个懒老婆，喊道：
“死就要逼到眼前了，难道还不再干点事情吗？！”
这就是男人的脾气。
在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方面，我也毫不逊色。我们结婚的过程是夫妻俩自我克制的比赛。可是，过了二十一年之后，我们又开始比赛起固执来了。我们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事。但我们现在并非是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是互相尊重对方的独立自主。用通俗的话说，我们是被一种厌战情绪所支配。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日本著名棋手升田幸三曾笑着对我说：
“你家掌柜的，真象个骆驼呀！”
我极力控制住内心的不满。我想，我家那位美男子丈夫，什么地方象骆驼！真讨厌！
随后，升田又说：
“骆驼这种动物，眼睛长得可是晶莹明亮，漂亮极啦！在动物里，它的眼睛最好看。你家掌柜的，眼睛非常象骆驼。在人类里，他好比一位高僧。”
为什么这句话不早说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也是了解的。说他是位高僧，这话有点言之过甚。但说他象个骆驼，又言不符实。有时我想，松山善三与其写剧本、当导演，不如去小学任老师，到医院小儿科当大夫。他最大的优点，是对谁都一样地具有美好的同情心。
说老实话，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曾几次感到厌烦，变得歇斯底里。然而，不断地鼓励我、安慰我，甚至用申斥的方法激励我的，只有松山善三一个人。很遗憾的是，对于这样难得的丈夫，我这个骨皮无奇、脑浆稀薄的妻子却未曾起到什么内助的作用。譬如，生儿育女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我结婚时就很害怕生孩子。我从五岁起就工作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只有辛苦二字。我认定：我生来就是个苦命人。这可能就是我怕生孩子的重要原因。我还想，如果生下个象我一样小小的年纪就很世故的孩子，我真没有信心把他培养成人。我丈夫并不了解我这种心情，所以他对我说。
“要是能生六个男孩儿，那就好啦。那样，我可以组织一个篮球队啦！”
他的话使我很吃惊。兴许是这句话起了反作用，我不仅没有生六个，而且连一个孩子都没能生。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对喜欢孩子的丈夫来说，这是最大的背叛。我从心里感到很对不起他。
有时，我丈夫不把我们家叫作“家庭”，而叫作“两个人的窝”。在我丈夫的心目中，“家庭”的意思就是听着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的脚步声。我丈夫的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七人，他从小就是在唧里哇啦的哭叫声中长大的，我虽然有四个兄弟，但在乳臭未干之时就被过继给了别人，而且我在摄影棚里度过的时间要比在家里多得多。家庭是什么，可以说我一无所知。听我丈夫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家庭原来是这么回事。但事至如今，一切都已为时晚矣。现在，倘若我再痛心疾首地回顾往事，那只能会使自己更加丢人现眼。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朝前看，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