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经济》——知识分子的良心

　　1936年夏，一位刚从清华毕业的年轻人在太湖边的一个普通中国农村住了下来。一个月后前往英国求学，在上海到威尼斯的邮轮上他写下了这篇论文的第一行字“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涛涛海浪和对半年前大瑶山调查中牺牲的前妻的思念见证了《江村经济》的诞生。这个年轻人叫费孝通，他所有著作的第一行字从未改变过。
　　《江村经济》不只是一份严谨的田野调查作业和一篇出色的人类学论文。读罢费老的著作，触动良多。
　　上学期的城市经济学课上栾峰老师多次提及费老的这本书，称其为客观调查报告写作的典范。《江村经济》中简单生动而逻辑严密的行文，就凭我们的那点功力和那浮躁的心态当然无法企及，栾老师您高估我们了。但做不到不等于不需要见贤思齐，许多写作方法大有借鉴意义。全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前后之关联性与讲述之条理性、完备性。某一个内容会待到其叙述时机成熟才开始讲述，前文指向后文、后文指向前文，不损坏整体的统一。我觉得就像CAD制图的外部参照，通过逻辑映射组织起高效的表达框架，易于修改和扩展。引文细致充实到不用在最后假惺惺地列参考文献，注解便已解决。在难于叙述的地方图表运用得当，用于文化接触研究的三栏分析法我想规划设计中也有适用之处。数据的使用是交互的前后印证的，不同于现在大多数论文仅仅是罗列和加工，作者对素材的细心分析和对全盘熟悉的掌控能力正表现于此。关于最为人称道的论文语言，可以借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序言中的一句话：“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
　　《江村经济》用英文写成，原题目叫“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如此，论文详细地展示了普通中国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止于对现象的描述，中间穿插了抽丝剥茧般准确细致的分析，叫人叹服。回想起农忙回老家帮忙时的情景，回想起插秧时没膝的泥水，收花生时扬起的泥土，播种玉米时绵绵的春雨，这些朴素的文字在我胸腔中引起阵阵共鸣。我没想到这许多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尚有如此生动的传统和因果，让我对农村的了解更进了一步。
　　费老给吴江县这个叫开弦弓的小村子起了个学名“江村”，反映了其“微型社会学”的思想，即通过个体的观察折射出群体某些共性。在书本的最后，费老对利奇教授的批评做出回应，并反省了“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空间、时间、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局限，若要从微观走到宏观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严谨求是和自我否定，俨然大家风范。
　　费老于1957年再访、1981年三访江村，所写的《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共同收入书中，对一个普通中国农村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观察远超过了人类学的意义。费老在这半个世纪里求学、成名、与学界隔绝、被打为右派、拨乱反正、得到人类学最高嘉奖赫胥黎奖，对他来说江村或许也远超过了研究对象的意义。回过头再看，1936年时费老就已经提出中国的土地问题，并且“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的变化用“翻天覆地”已不能完全概括，日益突出的土地问题、剩余劳动力的困境、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横亘在21世纪中国的面前。城市与乡村心理代沟日渐扩大，大城市里小康的人们永远无法体会农民的生活，他们自有自己的那份小情绪可供忧愁。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何去何从？答案在每个人的手里。
　　《江村经济》最令我钦佩的，是费孝通先生表现出来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开弦弓的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但是要拿出主意来，遍索枯肠，半夜不寝，还是不得其门。窗外，春雨绵绵，看来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响。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亩间，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连走道都狭小得叫人举步维艰。再在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么办呢？”这段话令我汗颜。对自己人民的深厚感情是这个逐利的时代普遍缺乏的气质。我能做的，只有一点一点地改正自己，无愧养育我的人们。
　　最喜欢费老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