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指
回家的路上有间小饭馆，卖盖浇饭、冷面、馄饨、南翔小笼包子，我时常光顾。那儿的饭菜很糟糕，冷面真的很冷，馄饨十分混沌，免费赠送的例汤学名“开水”，号“刷锅居士”。
我是为她而去的，那个脸圆圆的姑娘。每次我刚坐下，她就快步走到桌旁。她挽一个发髻，矮矮的个子，穿平底鞋，接过我的收银单，向厨房走去。
五个服务员里她最勤快：其他人走路会故意放慢步子，一来二往，便能少走几趟，而她总是急匆匆的，生怕怠慢。闲下来时，服务员们坐在空位上聊天，她站在一边，把自己的制服打量一番，找出不小心沾上的饭粒，轻轻拍掉，再抬头看看是否有人招呼。
她左手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常年端盘子、用混了洗洁精的布抹桌子，却从不摘下，色泽陈旧，或许与一段平凡的爱情有关。我喜欢看到她，我喜欢看到那枚戒指，喜欢看她不断打量脚上的新鞋，喜欢看她想起什么浅浅一笑——那么好的姑娘，那么好的爱情。
我想，生活就应该这样，东升西沉，雪落花开，静静地等待戒指移动一厘米，从中指换到无名指上。
又是一天，我照常去吃饭，她来擦桌子，十只手指空空荡荡。她异常沉默，竟坐在空着的椅子上，低头发呆。
吃完饭，我回到我的小屋子里，黑着灯，默默坐了好一会儿。
考试
世博会风声最紧的时候，五金店旁的那家发廊依然坚挺。每当夜色降临，发廊的卷闸门就会关闭，里面却开着灯，告诉那些心领神会的男人：“外部装修，照常营业。”后来，许多次我经过，那里一片漆黑，我以为它终究逃不过，已经关张。直到一次，我看见一辆电动车开到门口停下，来人伏在门上轻轻敲打，屋内便亮起微微灯光，半张女人的脸从门上的小窗一晃而过，须臾，门口裂开一条窄缝，那个男人把自己肥胖的身体费力地塞进去，为的是能继续把身体塞进另一条窄缝。然后，透出的光立即被合上，卷闸门晃动留下袅袅余音，男人如同一条一闪而过的鳗鱼，消失在深深的海底。
小心驶得万年船。做生意，安全第一。
白天的发廊则是另外一副光景：卷闸门大大方方打开，露出贴着“休闲洗头”四个大红字的玻璃门，女人们松松散散地堆在门内侧，看电视、聊天、化妆，或者把自己当成几块破布，随意丢在沙发上。白天没啥买卖，也不会有人来抓，可以大张旗鼓，轻松惬意，如果没有门外路过的上海中年妇女扔进来的嫌恶眼光，简直堪称完美了。发廊外，花花绿绿的胸罩和内裤搭挂在紧靠马路的不锈钢衣架上，远远望去，开到荼蘼。
这时，门口打开，一个女人走出来，接起电话：“考了好多分？嗯……嗯……钱够不够？嗯……嗯……”
我走过她身旁，她眼角仍有皱纹和未洗净的浓妆。
宁明
雪花透过昏黄街灯，一点点飘落。我伸手拦下这辆黄色海博出租车。“师傅，西康路长寿路。”车里没开收音，没放音乐。长长的沉默。
“你老家哪里的？”终于他先开口了。
“广西。”
“广西好地方啊。”
“师傅你去过广西？”
“嗯，去过。去过桂林、南宁、宁明。”
“宁明？”
“嗯，二三十年前去过。”
我转过身看着他，这个生僻的广西地名像一块隐秘的陨石，砸中了他，也砸中了我。
“师傅，这么说你是南京军区的？”
“是。”
“那时你多少岁？”
“十九岁。”
“没有人记得了。”
“是啊，没有人记得了。”
隔着莽莽时光的密码锁喀嗒一声打开，我们不再是陌不相识的司机和乘客，我们是两个山林中偶遇的行者，各自擎着一柄燃尽的火把；我们是两艘江面上擦过的船舸，各自溅起一束洁白的泪花。那年，他十九岁，我两岁；现在，他四十三岁，我二十六岁。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广西人，他们不知对方姓甚名谁，他们二十四年后重逢在这辆低矮的出租车里，就像一个屋檐下两张失散多年的老凳子：“听你说起这个我心里难受得很”，他们无话不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还有一个红绿灯就要到了。
“你小孩多大了？在读书吗？”
“二十三岁，在上海交大。”一个父亲自豪的语气。
“这个照片是你年轻的时候吧？”
“是啊，呵呵，十一年前的了。”
车子停下，二十六元。
“拉卡。”我边说边掏出交通卡。
“不要，这个钱我不收。”他伸出手，挡在计价器前。
“不行，一定要收。”
“别，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他用坚决而又哀求的眼光望着我。
我收回交通卡，无言以对。
我下车，打开后备箱，搬出行李。他也推开车门，走到车尾。我立正了，他也站得笔挺，工作服被寒风呼呼吹起。我猜他想给我敬个军礼，我猜他知道我也想给他敬个军礼。
“祝你幸福。”他说。
“也祝你幸福。”我答。
多么哀伤，多么温暖，像故友的酒杯，像亲人的拥抱。
今天是大寒，上海的雪花纷纷扬扬。
善良的姑娘，茹苦的母亲，老去的战士，异乡的人们，或者曾经身在异乡的人们，新年好啊，祝你们发财，祝你们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