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

异乡人

戒指
  回家的路上有间小饭馆,卖盖浇饭、冷面、馄饨、南翔小笼包子,我时常光顾。那儿的饭菜很糟糕,冷面真的很冷,馄饨十分混沌,免费赠送的例汤学名“开水”,号“刷锅居士”。
  我是为她而去的,那个脸圆圆的姑娘。每次我刚坐下,她就快步走到桌旁。她挽一个发髻,矮矮的个子,穿平底鞋,接过我的收银单,向厨房走去。
  五个服务员里她最勤快:其他人走路会故意放慢步子,一来二往,便能少走几趟,而她总是急匆匆的,生怕怠慢。闲下来时,服务员们坐在空位上聊天,她站在一边,把自己的制服打量一番,找出不小心沾上的饭粒,轻轻拍掉,再抬头看看是否有人招呼。
  她左手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常年端盘子、用混了洗洁精的布抹桌子,却从不摘下,色泽陈旧,或许与一段平凡的爱情有关。我喜欢看到她,我喜欢看到那枚戒指,喜欢看她不断打量脚上的新鞋,喜欢看她想起什么浅浅一笑——那么好的姑娘,那么好的爱情。
  我想,生活就应该这样,东升西沉,雪落花开,静静地等待戒指移动一厘米,从中指换到无名指上。
  又是一天,我照常去吃饭,她来擦桌子,十只手指空空荡荡。她异常沉默,竟坐在空着的椅子上,低头发呆。
  吃完饭,我回到我的小屋子里,黑着灯,默默坐了好一会儿。
  
考试
  世博会风声最紧的时候,五金店旁的那家发廊依然坚挺。每当夜色降临,发廊的卷闸门就会关闭,里面却开着灯,告诉那些心领神会的男人:“外部装修,照常营业。”后来,许多次我经过,那里一片漆黑,我以为它终究逃不过,已经关张。直到一次,我看见一辆电动车开到门口停下,来人伏在门上轻轻敲打,屋内便亮起微微灯光,半张女人的脸从门上的小窗一晃而过,须臾,门口裂开一条窄缝,那个男人把自己肥胖的身体费力地塞进去,为的是能继续把身体塞进另一条窄缝。然后,透出的光立即被合上,卷闸门晃动留下袅袅余音,男人如同一条一闪而过的鳗鱼,消失在深深的海底。
  小心驶得万年船。做生意,安全第一。
  白天的发廊则是另外一副光景:卷闸门大大方方打开,露出贴着“休闲洗头”四个大红字的玻璃门,女人们松松散散地堆在门内侧,看电视、聊天、化妆,或者把自己当成几块破布,随意丢在沙发上。白天没啥买卖,也不会有人来抓,可以大张旗鼓,轻松惬意,如果没有门外路过的上海中年妇女扔进来的嫌恶眼光,简直堪称完美了。发廊外,花花绿绿的胸罩和内裤搭挂在紧靠马路的不锈钢衣架上,远远望去,开到荼蘼。
  这时,门口打开,一个女人走出来,接起电话:“考了好多分?嗯……嗯……钱够不够?嗯……嗯……”
  我走过她身旁,她眼角仍有皱纹和未洗净的浓妆。
  
宁明
  雪花透过昏黄街灯,一点点飘落。我伸手拦下这辆黄色海博出租车。“师傅,西康路长寿路。”车里没开收音,没放音乐。长长的沉默。
  “你老家哪里的?”终于他先开口了。
  “广西。”
  “广西好地方啊。”
  “师傅你去过广西?”
  “嗯,去过。去过桂林、南宁、宁明。”
  “宁明?”
  “嗯,二三十年前去过。”
  我转过身看着他,这个生僻的广西地名像一块隐秘的陨石,砸中了他,也砸中了我。
  “师傅,这么说你是南京军区的?”
  “是。”
  “那时你多少岁?”
  “十九岁。”
  “没有人记得了。”
  “是啊,没有人记得了。”
  隔着莽莽时光的密码锁喀嗒一声打开,我们不再是陌不相识的司机和乘客,我们是两个山林中偶遇的行者,各自擎着一柄燃尽的火把;我们是两艘江面上擦过的船舸,各自溅起一束洁白的泪花。那年,他十九岁,我两岁;现在,他四十三岁,我二十六岁。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广西人,他们不知对方姓甚名谁,他们二十四年后重逢在这辆低矮的出租车里,就像一个屋檐下两张失散多年的老凳子:“听你说起这个我心里难受得很”,他们无话不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还有一个红绿灯就要到了。
  “你小孩多大了?在读书吗?”
  “二十三岁,在上海交大。”一个父亲自豪的语气。
  “这个照片是你年轻的时候吧?”
  “是啊,呵呵,十一年前的了。”
  车子停下,二十六元。
  “拉卡。”我边说边掏出交通卡。
  “不要,这个钱我不收。”他伸出手,挡在计价器前。
  “不行,一定要收。”
  “别,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他用坚决而又哀求的眼光望着我。
  我收回交通卡,无言以对。
  我下车,打开后备箱,搬出行李。他也推开车门,走到车尾。我立正了,他也站得笔挺,工作服被寒风呼呼吹起。我猜他想给我敬个军礼,我猜他知道我也想给他敬个军礼。
  “祝你幸福。”他说。
  “也祝你幸福。”我答。
  多么哀伤,多么温暖,像故友的酒杯,像亲人的拥抱。
  
  
  今天是大寒,上海的雪花纷纷扬扬。
  善良的姑娘,茹苦的母亲,老去的战士,异乡的人们,或者曾经身在异乡的人们,新年好啊,祝你们发财,祝你们精彩。